解放战争期间,四大野战军成立,野战军下面是兵团。那时候的兵团司令,在1955年大授衔时,不是大将,就是上将,其中有两个例外,一个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,他由于已经到地方上任职,所以没有获得任何军衔。还有一个就是王建安,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。那么,他也和程子华一样吗?事实证明不是,王建安只是迟到了一年授衔。并且,1956年授上将军衔的只有王建安一人。
王建安,原名王见安,湖北省黄安(今红安)县人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黄麻起义。后担任红四军政委,参加了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。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委、东线兵团副司令员,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。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历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,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,沈阳军区副司令员,济南军区副司令员,福州军区副司令员,中共中央军委顾问。是第二、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,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,中纪委常委。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80年7月25日在北京病逝。
1908年10月12日,王建安生于湖北省黄安(今红安)县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幼年以乞讨为生,14岁时给地主放牛,经常被地主打骂。1924年10月,17岁的他又挨了地主一顿打后,一怒之下,一把火烧了地主的住宅,离家到武汉,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当兵。当兵吃粮两年,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,1926年王建安逃回家乡,建立一支农民武装,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。1927年,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黄麻起义。后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,红军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副团长,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、伏击杨平口、夜袭花园等战斗及黄安战役、商潢战役、苏家埠战役。
抗日战争时期,王建安参加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。1938年5月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,率部先后在鲁北庆云、宁津等地歼灭伪军1800余人,并收复宁津县,打开了冀鲁边的抗战局面。1939年6月,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。
1943年3月,王建安任鲁中军区司令员。1943年11月5日,日本侵略军两万人分路合击山东军区一一五师领导机关,王建安指挥1个营与之激战终日,后带领全部机关人员连夜巧妙突出合击圈。由于指挥得当,八路军一枪未放,无一伤亡,一夜之间就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,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,到达预定地点。 随队突围的德国记者希伯立刻在《战士报》上发表了《无声的战斗》。
1944年,王建安率部讨伐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,克据点50余处,歼7000余人。旋克沂水县城,歼日伪军1000余人,首获攻坚胜利,使鲁中、滨海两根据地连成一片。
1945年,率部连续进攻伪厉文礼部、张步云部,共歼12300余人,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区。
在齐鲁大地上,八路军有两员大将让鬼子闻风丧胆,称为“俩克星”,而老百姓则称他们为“山东双雄”。他们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。
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,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,但两人都英勇善战,到1932年12月,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,许世友则是红12师34团团长。1934年秋,王建安为红四军政委。两年后,许世友调任红四军军长。从此两人成为了军政搭档。一个是虎胆英雄,一个是军中儒将。红四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,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。
1935年夏,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,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,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,再次爬雪山、过草地。到达陕北后,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
1937年,在延安批判“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”的斗争中,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、王建安、陈再道、洪学智、詹才芳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去,回四川打游击。临出发前,王建安觉得不妥,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,党中央、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,但许世友因此对王建安持有成见,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。
抗战爆发后,两人都到了山东,一个在胶东,一个在鲁中,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。毛泽东看在眼中,暗暗决定让两员虎将消除隔阂,和好如初。
1948年7月,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,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。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,并召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,听听前线的意见,再做出具体的部署。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。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,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,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。
讲完以后,毛泽东点燃一枝烟说:“建安同志,根据军委的决定,这次让你来,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,攻下济南!”王建安站了起来,毫不犹豫地答道:“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。”看到王建安的表态,毛泽东很高兴,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,并解释道:“中央考虑了,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,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,你在鲁中、鲁南也颇有名气哩!你们是山东‘两雄’。人言‘两雄难并立’,我则说‘孤掌难鸣’,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,同心协力,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!”
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“团结”二字。他心想,主席是怕他不服许世友,而且他们过去又有过一些争执和误会。他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:“请主席放心!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!”
之后,王建安即赶往山东青州华野指挥部,向华东野战军的领导传达中央军委的最新指示,许世友时任山东兵团司令员,在济南战役中任攻城兵团指挥,提出“打到济南府,活捉王耀武”的口号。王建安与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一道竭尽全力配合许世友指挥部队,攻克济南。捷报传到西柏坡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和任弼时非常兴奋,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,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,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。
作为高级领导干部,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品格,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凡是与王建安接触过的同志,对他两袖清风为人民办事的优良作风印象都十分深刻。王建安常说,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,要讲廉洁,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。他的爱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,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,并且已经有先例,可王建安却坚决拒绝给妻子办手续。他调军委工作以后,组织上考虑他5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,打算调一两个回到身边照顾他,但王建安坚决拒绝了。他说,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,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。直到他逝世,他的子女也还都在外地工作。
王建安将军生活俭朴,喜穿布衣布鞋,戴国产手表。1977年进京后,他一直住单元式老房,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,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一张条木拼成的、用两条长凳支撑的硬板床就是他的家具。
王建安将军身患高血压、心脏病,医生要他少吃猪油。可家里客人多,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。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。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:“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,看起来不是大事,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。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,岂不把党风带坏了!”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,此事才算了结。
1980年7月25日,王建安将军不幸病逝。但直到8月份,他的几位老战友、老部下才得知他已经去世的消息,都为之震惊: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?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?但得到的答案都是“不知道”。可后来他们才知道,王建安去世的消息不仅他们不知道,连他在外地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知道的。
在去世前不久,他和夫人及工作人员在家一起看电视,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:“现在,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,花圈越送越多,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。我死了以后,就不要开追悼会,不要送花圈,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。”在自己病重的时候,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。所以,王建安去世的当天,他的夫人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,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。待几个孩子从外地赶来之后,他们开了个家庭会,最后形成了五个“不”:第一,不开追悼会;第二,不送花圈;第三,不组织向遗体告别;第四,不通知生前友好;第五,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。8月4日,《解放军报》以《赞丧事新风》为题,发表评论员文章,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的高尚情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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